2017年6月22日 星期四

【論著】論資本主義各時期之個體性

和朋友提到人際紐帶的脆弱,有諸多千言萬語卻難以訴之於口

簡單而言大概就是一種個體化的時代,個人與社會之間的碎裂造成了衝突與焦慮,所以才活得這麼痛苦T T

因此找了自己在2012年的一篇舊著,雖然不是真的針對人際關係,但大致上是我的論點來源這樣,也算是對我過去讀書收穫的一個緬懷吧(如今已經寫不出這種密度很高的行文了…)

今天隨口聊到笛卡爾時談起了「我思故我在」背後的懷疑論,結果被同事揶揄我為何該知道的不知道、都知道這種大家只能「ㄛ」的話題……讀那麼多書只是在人際上變得更失敗而已,唉T T






論資本主義各時期之個體性

第一節 前言

結構與個人,在社會學的領域中,一直作為對立卻又彼此參照的兩個概念,可以說是社會學長期關注的命題。對於所謂的個體性,各個社會學家的觀點不一,對於個體與結構之間的力量消長,ㄤ題。ㄊㄧ也都各有看法。事實上,個體化的進程從文藝復興時期起便存在(Elias 1998),但社會學家關注的「個體性」問題,卻是在資本主義──或是說所謂中產階級的「文明」──萌芽後,才開始產生。

個體性的產生與變化,本來便是動態的過程。在此篇文章中,我試圖以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串連,說明個體性與結構力量之間的關係。而貫穿這個動態變化的軸心,便是「技術」的轉變。對於我而言,資本主義的各個階段,分別伴隨著不同的「技術」,而這樣的技術,則型塑了該時代個體性與結構之間的關係與消長,因此,在時間的脈絡中結合技術的變化,以此理解個體性,可謂是本文的核心命題。

基於「技術」的主軸,本文將從Weber開始,理解在資本主義初期,技術如何作為組織與機構的發展力量;再從法蘭克福學派與Foucault的觀點,進一步理解在資本主義發展極盛之時,一個社會如何在保有自己的情況下鼓勵個體性的開展;最後再從後資本主義的現象切入,輔以SennettBauman的觀點,瞭解一個看似彈性流動的個體,是如何在社會解組的同時,也失去了自身的參照。



第二節 技術作為組織的方法

技術,是一種在現代性下對生活的安排方式。而在資本主義萌芽的初期,技術便是用來作為組織的方法。對於Weber而言,在早期資本主義的時代,生產力初始的擴張,事實上具有一個科學、技術的生產過程和組織的基礎。而經濟組織的內部中,無庸置疑地是以理性化作為其技術,也因此資本主義精神的萌生,在個人的層次下是使得勞動者帶有遠見、謹慎的特徵,而在結構的面向上則是使生產與社會扣連,生產組織同時也具有社會的責任(Weber  1958[1904])。

由此可見,站在Weber的觀點來看,技術組織了社會和機構,構成了人們的生活方式與風格。從一開始,技術是應用於生產之上,藉由更具效率的組織與機構,使得勞動力得以提昇。但是由於Weber對資本主義精神與新教禁慾倫理之間的關係有所設定,並站在「理性化」的概念之上,因此這樣的組織同時與社會的其他面向(包括道德、社群)相關。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Weber舉了新教商人富蘭克林對於費城的付出作為例子,說明了理性化這樣的技術已經超越生產組織,從個人的多面向跨越至社群、甚至是整個社會。故,在這樣的時代下,「理性化的技術」從生產的面向開始往外擴張,集體結構的各個面向都被此一技術所安排,資本主義也藉此開始了自身的起步,相應的布爾喬亞階級文明也得以有所發展。

深入地來說,從Weber的另一部作品《經濟與社會》中,視其對於「規訓(Discipline)」的論述,便可以更加地對此種說法有所理解。談起規訓,一般而言最直接的聯想便是法國社會學家Michel Foucault,然而在此雖然同是規訓,但Weber所談之規訓,與Foucault仍非完全相同。對Weber而言,規訓是一種個人行動的集體化,是理性的集體同質。規訓起源於戰爭或經濟組織,內容是一種徹底的理性化,透過計劃性地放棄自身態度以執行命令,同時是一種共同的行為,乃是大量人民的合理服從(Weber 1978[1921])。規訓的意義,在此可以說是「個人被剝奪了有機體結構所決定的自然規律:藉由各自獨立發揮功能的肌肉的有系統專化,他的心理-生理機器被調整到與新韻律一致,同時並依照工作條件來建立最適的有效率施力方式」(Garland 2005)。

當我們對於Weber的規訓概念有所理解後,結合Weber所提出的「科層組織」理念型,這些概念之間的串連便能夠使我們略窺其與個體性的關係。科層組織的特質,在於運作上不帶情感、實事求是、講求事實和效率的表現。在這樣的組織中,成員以位置進行安排,藉由組織與機構中理性化的技術結合在一起,並得以謹慎盡力地完成任務。在此我們可以看出,理性化同時具有個人與非個人的面向,在個人的面向上,理性化使得規訓技術發展,人們得以接受要求並合理服從,成為具備紀律的整體。而在結構的面向上,理性化發展出科學和技術作為組織的基礎,使得資本主義得以擁有超越過往的生產力,但也由於基督新教的禁慾倫理所造就的群體生活風格,使得理性化並非只是單純地停留在經濟面向(否則即是Weber所認為、單純的經濟理性主義罷了),理性化的技術滲透進入社會的其他面向,使得這種生活的安排方式,是一種全面的發展。

於此,我們總算可以對這個時代的個體性得到些許理解。總的而言,在資本主義早期,技術(再次陳述,這並不僅僅是一種科學或是科技的想像,而是一種現代性下生活的安排方式)乃是用作一種組織的方法,藉由理性化的規訓和科層組織的發展,個人放棄了自身態度,成為了理性集體和大眾結構的一部分。故從此觀點來看,我們可以說:在資本主義的初期,個體性是極為弱小並難以開展的,它被壓抑至微乎其微的程度,使得社會成為一個整體,而個體性則難以出現。因為規訓的本質便是使得個人放棄自我的主張與行為,這使得由這樣技術和理性化所主導的時代,談論個體性此一概念的產生,可謂根本上便是與當時的生活安排有所牴觸。



第三節 技術鼓勵個體性的發展

然而,隨著資本主義逐步地發展,中產階級的人數增加,所謂「布爾喬亞文化」亦開始興起。當大量生產成為常態,物質的供給已經超越足夠、成為飽和時,收入與生活水準的提高,將使得人們的價值觀從傳統轉往理性世俗的面向,而對於生存的追求也會轉變作對於自我表達的渴望(Inglehart and Welzel 2005)。在這個時代,技術已經不是如同早期Weber所看見的樣貌,而是由於理性化更進一步的發展,使得技術對於生活的安排也開始有了不同的走向,個體與結構之間的態勢,也因此有了消長。

對於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學者而言,這個時代的社會,確實得以出現個體性的發展空間。但若是從HorkheimerAdorno的觀點來說,這樣的個體性不過是一種「社會允許」的產物,更甚者:是一種「社會製造」的產物,這樣的個體性並不是真正的個人主張與行為,人們不過是在社會有條件的允許下,生產自以為是的虛假個體性罷了。

HorkheimerAdorno認為,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下,理性得到了空前的高漲,這使得在該時代下的理性,已經不是如同Kant的想法般,使人得以擺脫自身招致的蒙昧不成熟狀態,而是更進一步地:「今日的技術理性已經成為了統治的理性」。理性在這個時代獲得了空前的勝利,其所帶來的大量生產、以及更具效率與科學性的科技與技術,使得過往不可想像的複製輸出與各種視聽效果成為可能,這樣的技術與理性超越經濟的領域,進入了生命中的各個角落,在文化的層次上,成為了文化工業的基礎,文化工業背後的技術理性就此成為社會的主導,而這樣的能力使得各式各樣的複雜成為大量統一的標準化,普遍與特殊之間的差異因而消失,從HorkheimerAdorno來看,虛假的同一性就此誕生。

在《文化工業:啟蒙作為大眾的欺瞞》一文中,HorkheimerAdorno的論述一直是以兩兩比較的方式行文:中產階級的,與大眾文化的。實際上,當我們以此二位的觀點來理解這個時代的個體性時,應許也同樣是以這般的脈絡視之。在文化工業的主導作為前提之下,這個時代的布爾喬亞階級是一個支持個人出現的小社會,其助長並且鼓勵了個體的發展。然而這樣的個體性卻是一個矛盾的個體性,因為布爾喬亞是一個「階級」。階級始終都是存在的,社會不可能對其泯滅,因此個體化在歷史上,可謂從來沒有真正成功。

而在布爾喬亞以外的大眾群體上,文化工業提供了一種流行(fashion),各式各樣的範式以各種文化產品(影視戲劇、綜藝節目)產出,提供了社會所允許的「個性」,提供給人們模仿追隨。若是對於這般的個性──亦可說,文化工業所提供的遊戲規則──感到質疑或是難以貫徹執行時,這樣的人物自然會被劃歸於界線外,不接受遊戲規則的人,也只能成為局外人。在這樣的結果下,不接受的人都遭到了社會排除,而接受者則複製了社會提供的刻板印象,獲得了虛假的個體性。

對於HorkheimerAdorno而言,接受大眾文化而從眾複製刻板印象者,以及中產階級自以為有品味地標新立異生產個體性而忽略個體性與階級之間不可抹滅的矛盾,這些個體性都不過是一種虛假的個體性,在一個社會泯除悲劇下誕生的「有條件個性」。這樣的個體性正如同文化工業的特質(大量、統一、標準)一般,並不存在所謂普遍與特殊的差異性,也因此,這種個體性不過是一種虛假的和諧。當個體與社會之間衝突所生的悲劇,不過是一種文化工業下的樣板複製時,社會和個人都陷入了錯誤的虛假同一性之中,真正的個體性也就隨之消逝了。

HorkheimerAdorno的角度而言,這個時代被發展的個體性不過是一種虛假的個體性,然而這並不是唯一的解答。至少在法國社會學家Foucault的眼中來看,這個時代技術的轉變並非如同法蘭克福學派所看見的那樣,而是發生了另一種的變化,那麼,與之對應的個體性,也自然與法蘭克福學派所言有差異。

Foucault認為,理性化的規訓技術從初始的出現,便是為了提昇組織的效率與產能,也因此規訓為了完成目標,將人們變成了社會的集體。而到了資本主亦極盛的時代,理性仍然為了這樣的目標進行運作,也因此若將理性擬人看待,可謂當其發現了更具效能的提昇方法時,其規訓的技術便產生了轉向。這便是Foucault所說的「全景敞視主義(Panopticism)」。

Foucault全景敞視主義的成立基礎,便是在於規訓的技術,然而此時的規訓內涵,與Weber所謂之規訓已經有所不同。在Weber之處,規訓是將個人訓練成為社會的集體,然而在Foucault的論述中,規訓是將人單獨的原子化,進行全面與細微的徹底監控。Foucault的的規訓社會,和私有化社會(或是個體化社會)是密不可分的。對於Foucault來說,結構並未消失,只是發生了改變。過往作為組織方法的技術,如今已發生了改變,Foucault的規訓不是組織也不是機構,因而更為輕巧快速,得以針對目標進行更有效能的達成。規訓的形式發生了改變,社會並未消失,但個體性卻得以從中產生。

從初始來說,Foucault的全景敞視主義,乃是從邊沁全景敞視監獄的概念衍生,然而不同於全景敞視監獄的封閉,全景敞視主義是一種具有層次的網絡。全景敞視主義藉由規訓的技術,使得人們以個體化的方式固定其位置,以和過去不同的權力運作方式,溫和地、秘密地將人個體化,藉此增強了系統內一切成份的柔順性與效率。全景敞視主義的積極功能發生於機構之中,藉此提昇效能、降低成本;全景敞視主義也使得機構的規訓技術有向外擴散的功用,在《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一書中,Foucault以學校老師進行家庭訪問以取得與勸戒學童家長成員的例子,說明其規訓的概念和邊沁封閉邊緣的組織內涵並不相同,具備了外部擴展的特質;而在那些即便擴展也無法觸及的領域,全景敞視主義發展了一套介於其中的網絡(在書中Foucault以警政網絡作為舉例),規訓的技術使得全景敞視主義的以完全地深入生活中的每個角落,徹底地監控了每個人在每個地點做的每一件事,這便是規訓社會的完全狀態。正如同Garland在著作《懲罰與現代社會》中轉引Foucault的想法:「權力如毛細管般的存在形式,權力以此進入個人的本性中,觸碰他們的身體,嵌入他們的行動和態度、論述、學習過程以及每天的生活中」。

站在對於全景敞視主義這樣的詮釋下,我們便可得知了Foucault論點與個體性之間的聯繫究竟何在。事實上,邊沁對全景敞視監獄的設定,顯然存在著三類人:受監禁與受觀看者、在監獄中心觀看監禁者的「某個人」(這個某個人可以是任何人)、以及對於中心此人進行監督的「全民委員會」。然而,Foucault的全景敞視主義已經超越了封閉,成為了普遍化在四處的監視,邊沁設定中的三種身份完全混雜交錯,故在此時看與被看的關係已經不再重要,規訓網絡像是背後的幽靈一般,無時無刻地尾隨其後,這讓監視成為去人化的網絡機制,而Foucault的著力點便是在此:這成為了民主的基礎,降低了暴政的機率,因為沒有哪個個體可以獨攬權力。

Foucault並非是否認了權力的存在,他僅是說明了權力在運作上發生了轉變:從過往的君權、法權,到其所描述的規訓網絡,我們可以說:權力──或是那和個體性相對反的「集體」──仍然存在,但正因為規訓形式的改變,民主和自由反而獲得了滋生的空間,個體性得以在此誕生。雖然我們不可諱言,這樣的個體性仍然是一種受到規訓的個體性,但和法蘭克福學派對於仍有「主導者」的想法有異,Foucault的規訓技術顯然是一種去人化的機制。

故總結而言,雖然HorkheimerAdorno的觀點和Foucault並不相同,但兩者顯然存在著一個相同點:在資本主義的這個階段,技術鼓勵了個體性的發展。對於HorkheimerAdorno而言,文化工業催生了個體性,但這樣的個體性卻是一個虛假的產物,真正的個體性並未在文化工業主導生活方式的脈絡下出現;然而Foucault卻認為權力的運作發生了轉變,規訓的形式從Weber的想像轉變為網絡的樣態深入每個人的生活,就是在這樣的安排下,自由和民主才得以成立,也因此得到了另一種形式的個體性。但必須注意的是,儘管兩種對技術的看法都鼓勵個體性的存在,但這並不表示社會消失,對於HorkheimerAdorno,個體性的存在是因為社會的容許;對於Foucault而言,社會只是從巨大的屹立不搖轉換成無所不在的滲透。無論如何,個體性的成立,先決條件乃是社會的存在。




第四節 技術解消個體性

從整個資本主義的發展上來看,前兩個階段,可說是技術的不同,進而影響了社會和個體之間的力量消長。但是在晚期資本主義(或是常用後資本主義、轉型資本主義等用語代稱),這樣的看法某種意義上出現了斷裂,將社會與個體對照考慮的思維,在晚期資本主義似乎再也行不通:因為社會正在解組,連帶地,與其彼此作為參照的個體性,在看似前所未有被彰顯的同時,事實上卻處於消失的危機。

Sennett的說法,我們可以得知:Weber觀察到的科層制度,在晚期資本主義的時代正在滅亡。也因此,作為組織的技術自然也不可能繼續成為人類生活的安排方式。然而,法蘭克福學派所提出的大量標準化生產的意象,在經驗上來看,確實也已經和現在的經濟發展模式有所脫節,這點從所謂「豐田模式」的生產上便可窺見一斑:零庫存、快速、客製化。然而,現代社會也不是Foucault所描述的樣態,畢竟Foucault的規訓目標,仍然是將人類進行位置的固定(雖然是一種個體化的方式)。但在Sennett的觀察中,當代社會的技術顯然已經不是如此了。當代社會的組織有著MP3的特性,是一種水平的組織。這樣的柔軟組織帶有高度的不確定性與短暫、即時和快速的特徵,也因此它所須求的勞動者是一種具有未雨綢繆能力的人才,講究彈性、創意以及對各種位置的自我再適應(Heinz 2003)。這樣的人在當代社會是一種流動的概念,因為他不再被任何的位置所拘束。但這種彈性的組合不只是帶來了「自由」,也引發了其他新的問題。包含低度忠誠和信任、焦慮、惡劣的工作環境、過高的不確定性與風險、自我認同的危機等等,這些都是因為過高的流動性所造成的。

在生產以外的面向上,Bauman對於液態現代性的解讀,也同時對Sennett的立場提出了佐證。Bauman認為當代人不具有任何固定長久的羈絆,也因此人們必須以各式各樣其他的方式來取代這種連結,一方面希望能夠獲得彼此的聯繫,一方面卻又因為自身作為人的彈性流動,使得聯繫必然難以長久,於是人們之間的關係只能以鬆散的方式結合。這種矛盾性乃是來自於人類內心對於自我的界定與對於自我主張渴求的衝突:一方面人們需要各式各樣的參照點來確立本身的立足與避免自身的孤立;但另一方面人們卻又由於當代技術的生活安排是一種毫無拘束的個性,使得這種高漲的個體性成為了自我主張的吶喊,屏棄任何的干預,因此焦慮和矛盾無時無刻地發生。

結合SennettBauman的說法就可以明白,這個時代對生活的安排是一種完全不存在結構的生活方式,也因此外部性與強制性都不存在,個體性前所未有的自由與發展。但也正是因為社會被消滅了,個體性才無法獨活。個體與社會本來便是互相依存的概念,當社會消失的時候,我們便不再具有任何的憑藉來認同自己,失去了所有的依靠與制度,個人也因此變成了流動的液體,沒有樣貌的個體,自然也遑論個體性為何。事實上,SennettBauman都提到的焦慮感,就是來自於個體性的消失。

從當代的社會中,我們可以看見許多的例子都是如此,社會的概念已經解組,集體不曾存在,聚集在一起的人們難以構成「people」,不過就是個人的集合:「persons」,新時代運動(New Age,台灣也有人稱作新興宗教)便是個很典型的現象。新時代運動是晚期資本主義的產物,具有強烈的宗教與靈修色彩。然而和Weber所論及的那種傳統宗教的定義並不相同,這些團體並沒有明顯的社群、亦無明確的經典和儀式。被新時代運動團體視為經典導讀的作品,往往可以在書店自行購得,亦可自行研讀。所謂的團體活動上也相當鬆散,多半傾向是讀書會的心得交流形式,「領悟」往往是在家中自行進行,而領悟的方式也完全是由個人所決定。這種充滿個體性的靈修運動,某種程度上就是要排解當代社會中自我焦慮與缺乏認同的問題,而且在組織形式上,完全如同Bauman的論述一樣,呈現出既聯繫在一起、卻又隨時可以脫離的關係,團體成員的聚會,既可以說是一群有關連的同好群體,也可以說是一群個體的聚集,而在經驗上,也常常有成員同屬某個新時代團體,但彼此絲毫不相識的情形。這種採納了一種具有彈性的柔軟組織形式的靈修運動,可以自由選擇靈修時間、地點、方法甚至是導師,乍看之下彷彿充滿了個體性,但這種活動要處理的,恰恰好卻是焦慮、不安、缺乏信任與自我認同等等個體性消失而產生的危機。



第五節 小結

本文以資本主義的發展作為時間軸線,以「技術」此一安排生活方式的概念貫穿全文,藉此理解技術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產生的變化,是如何影響了在該時代下的個體性展現。資本主義的發展中,社會和個人的力量彼此消長,「自由」與「個性」在結構中尋求萌發的時機,並且盡可能地爭取生存。從Kant開始,對於啟蒙的想法便是能夠使人獲得理性,進而得到自由。隨著自由的程度增加,個體性能夠活躍的空間也越來越大,而型塑了個體性的技術也隨著不同的時代有所轉變。但到了晚期資本主義時,個體性獲得了前所未見的發展,對於自由的追求使得社會發生了解組,但也在同時,個人失去了社會,個體性也陷入了自身招致的危機,這豈不是對於啟蒙、理性、自由等等我們熟悉如空氣一般的概念,給予了最大的諷刺與痛擊?

回顧了整個資本主義的發展至今,或許我們要問的是:未來的個體性,又該何去何從?面對現在當下的問題,我們對於未來往往可以有兩種想像的選擇:一是對於未來,我們認為其會呈現出一種不同於現在、亦不同於過去的發展;二則是為了解決當下的問題,我們往往會基於緬懷而追求回到過去。

如今,面對個體性的危機,我們是會追求回到如同Weber時代的情景,個人可以放棄對個體性的追求、也同時放棄那些個體性高漲帶來的麻煩。藉由規訓而成為大海中的一滴水,我們不必思考那些令人焦慮的困擾,對於自我認同也可以藉由固定的位置得到安心。又或者是那樣的時代無法回去,我們必須開始思考:資本主義、技術與個體性三者顯然密不可分,既然要解決個體性的問題,其他兩者絕對要被同時考量。在此,我們是否要擺脫過往的思維模式,另闢蹊徑──例如幾乎被認為難以實現的共產主義,是不是在這樣的環境脈絡下、反而是可能的解決出路之一?

對於個體性的未來,是一個難解又龐大的問題,本文頂多只能梳理過往學者對於個體性的看法,而對於個體性要如何在這個彈性的後資本主義中獲得解套,那必然又是需要更進一步的篇幅與思索,在此只能作為結論的命題與提問,不便再多進行探討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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